杨金光，女，1933年1月生，1950年参军，1951年5月随部队入朝，1953年年初，调入高炮64师担任文化教员。1954年12月转业。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。
我叫杨金光，1933年1月出生在安徽萧县一个农民家庭。1949年1月，我考上萧县师范学校教师岗位，那时萧县刚刚解放，满目疮痍的土地上，处处是渴望安宁与希望的目光。1950年，我报名参军，征兵的首长问我：“参军可苦啦，为什么不在学校教书，选择去打仗？”我说：“什么苦我都不怕，教书对我来说是自己平安，但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，能救我们贫穷的中国、苦难的民族。”
1951年5月，我随部队入朝作战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我们文工团的成员是一群特殊的志愿军战士。以一块平地为阵地、几件简陋的乐器为武器，冒着枪林弹雨，用独有的方式与美国侵略者战斗。那段在朝鲜战场上的峥嵘岁月，至今想来，依然清晰得就像昨天一样。
当时师文工团有50多人，分成多个小组，我擅长快板书和腰鼓表演，业余时间还加入了剧本创作组。我们入朝时，随身除了乐器，每人还携带两枚手榴弹，时刻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演出的节目大多取材于演出地部队的真实事迹，为了把节目编得接地气、有力量，我和创作组的战友们经常深入一线，走访战士们，把他们的姓名、战斗故事都精心编排进节目里。每次演出结束后，反响都十分热烈，战士们常常围着我们感慨：“我们天天学英雄、学模范，原来英雄和模范就在我们身边啊！”
有一次演出，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站在空旷的临时舞台上，没有丝毫停顿，继续打着快板表演。大雨没能浇灭台下战士们的热情，他们冒雨站着，聚精会神地看着，不时热烈地鼓掌。演出一结束，我第一时间找毛巾擦干快板上的水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板就是我的武器，我得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它，不能让它有一点损伤。
还有一次，师里要举行庆功大会，指定我们文工团做专题演出。接到任务时，距离大会只剩5天，我们还要赶路前往师部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可我们手里都是适合前线阵地演出的小节目，一时拿不出贴合庆功大会氛围的节目，大家围着一起商量，个个都犯了难。
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拿出了刚编写好的剧本初稿。大家围在一起仔细翻看、商议后，一致决定采用这个剧本，团长亲自担任导演，很快就确定了谱曲人员和演员。行军路上，谱曲的战友一刻不停地琢磨旋律，演员们一边赶路一边哼曲子、背台词，到了晚上宿营，哪怕再累，我们也会凑在一起抓紧时间排练。这紧张的5天里，我们一路行军、一路排练，到达师部后连口气都没歇，当晚就登上了庆功大会的舞台，演出赢得了全场将士们的阵阵掌声。
在战场上，从来都没有安稳的环境。白天演出时，总能听到或远或近的炮声隆隆作响，有时炮弹就在不远处爆炸，我们也只是稍作停顿，调整一下状态便继续表演；到了夜晚，敌人发射的照明弹时不时在空中炸开，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，依然不影响我们的一场场演出，而且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“应景”瞬间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有一次，我们表演群口快板《打响头一炮》。当我们齐声喊出“我们要打响头一炮”的瞬间，森林外面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响。经现场战士确认，那是苏式120榴弹炮的怒吼——我们志愿军开始向敌人阵地发起炮轰了！那一刻，舞台上下所有人都沸腾了，将士们个个情绪高昂，齐声高喊：“打响头一炮！”那声音响彻山林，久久回荡。我的战友李景深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还感慨道：“那感人至深的场面，我终生难忘，至今记忆犹新。”
朝鲜的冬天冷得刺骨，说滴水成冰一点也不夸张，户外气温常常低至零下几十摄氏度。有一次，我在户外为战士们表演快板，没一会儿，手指就冻得僵硬，板子打不匀节奏，声音也变得断断续续。台下的战士们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，立刻抬来自己取暖的火盆，轻轻放在我面前。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，我咬着牙，凭着一股韧劲打完了快板，随后又为大家唱了一首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，歌声里满是我们的信念与勇气。回到宿舍后，我的十指已经冻得发紫，僵硬得碰不了任何东西，焐了好几个小时才慢慢缓过来。后来卫生队的军医检查后说道：“多亏了战士们的火盆，要不然你的手指恐怕就要截掉了。”
在战地演出的日子里，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，也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很多温暖的瞬间，至今仍让我感到亲切。有一次，我和两名战友借住在一对朝鲜老夫妇家里，老两口很热情，把自己舍不得用的东西都给了我们用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见两位老人在厨房做面条，以为他们家有客人，便主动上前帮忙。老大爷笑着拉住我们的手说：“这面条是专门给你们做的，你们长年在前线打仗，风餐露宿，也该改善改善伙食了。”
我们连忙推辞：“你们的生活也很困难，粮食来之不易，这面条我们不能吃。”可老人却执拗地拉着我们，语气诚恳地说：“你们为了帮我们赶走侵略者，远离家乡、出生入死，这顿面条只是我们的一片心意，你们一定要吃。”老两口的真诚和热情让我们无法拒绝，最终，我们含着泪吃完了这顿饱含深情的面条。第二天出发前，我悄悄留下20元朝鲜币，算是我们的一点回报，也算是我们的一份心意。
战争的残酷，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，很多场景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。有一次，我们一个慰问组前往连队演出的途中，遭到敌机疯狂轰炸，队伍损失惨重。等我带着救援队赶到现场时，发现只有一名战友还活着。他满脸是血，浑身是伤，我被吓得一时不知所措。在身边战友的提醒下，我才勉强镇定下来，赶紧拿出急救包，为这名伤员止血、包扎，随后小心翼翼地把他交给担架队，送往后方医院救治。
1953年初，我调入高炮64师担任文化教员。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，我办起了识字班，每天定时给战士们上课。有一天，班里来了两个特殊的学生——一对朝鲜小兄弟。据送他们来的班长介绍，兄弟俩的父母被敌军炸死了，无依无靠，部队就暂时收留了他们。我特别心疼这两个孩子，抽出休息时间给他们加课，还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分给他们吃。两个孩子学习格外认真，不到两个月，他们不仅认识了不少汉字，中文口语也进步很大，甚至能当我们和朝鲜群众的小翻译了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不久后，朝鲜的同志来接兄弟俩，我心里满是不舍，连夜缝制了两个书包送给他们，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读书、练好本领，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
1954年9月，我随部队回国，12月转业返乡，回到了这片我曾立志守护的土地，也圆了当年未竟的教书心愿。此后数十年，我扎根萧县实验小学的讲台，耕耘育人之路，直到1992年正式退休。
如今我已年过九旬，每当伫立校园，望着孩子们那一张张纯真的笑脸，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一幕幕场景总会涌上心头。我常把当年参军的初心、战场上的烽火岁月以及所见所闻，讲给孩子们听，我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下一代，山河无恙不是偶然，岁月静好来之不易，都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；我更想告诉他们，要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，把当年我们守护家国的信念，一代代传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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